梅山毛板船与宝庆码头

特咪君 2017-11-13 323浏览 0评论

毛板船是梅山地区特有的一种船舶,也可以说是梅山文化特有的产物。


  梅山,山峦重叠,连绵起伏,坡高路陡,两山之间人语相闻,可是走起来下坡上岭要走大半天,运输全凭挑担子,爬山越岭,非常困难,老辈说一个石蹬半升米,意思是上一个蹬要耗吃半升米的力气。过去,梅山与外面物资运输唯一的通道就是资江,资江由南向北贯梅山中部而过,汇集了上五溪中三溪下四溪,成了梅山地区的大动脉,而船舶则是动脉中的红血球,运载着新鲜的氧气与营养维系着整个地区的活力与生命。


  新化山多田少,号称七山二水一分田。山中遍地有宝,蕴藏了占全世界60%的锑矿,还有铁矿及各种朱砂金、稀有矿物、地下普遍是煤,且很多地方浅露地表,挖下去几尺就可以挖到煤炭。


  乾隆年间,新化开始大量挖窑采煤,煤炭主要运销益阳、长沙、汉口、靠卖煤换回粮食布匹百货。在这种情况下,资江的水上运输就发展起来了。


  其主要运载船只是洞舶子,千家船(也叫鳅子船)。都是些只能装载几吨或三、五十吨的船,远远满足不了需要,加之资江号称七十二滩,在新化境内有名的险滩就有五十三个,滩上礁石森列,航道狭窄,稍一不慎,就是触礁烂船的危险。


  嘉庆二年(公元1797年),新化洋溪船民杨寿江、罗显章试制成吃水浅、船肚大利于水浅滩多河道航行的洋溪船,接着罗显章和陈冬生又在洋溪船的基础上,制造一种载重30吨的新型船——“三叉子”,装煤专跑益阳、长沙、汉口、这就是毛板船的雏形。


  嘉庆四年(1799年),洋溪杨家边船户杨海龙运输蚀了本,回到新化,赊购了罗显章、陈冬生的“三叉子”船,运煤到武汉去卖。船到汉口,煤炭赚了钱,他见那艘“三叉子”已经破旧,返航又多费时日,就把它拆掉当木材卖了。汉口木材昂贵,卖木材的钱带回去再添一点就可再造一艘新船,既赢得了时间又可以及早还清赊船的欠款,可谓一举两得。


  杨海龙轻装回乡,比驾船返航省了个把月时间。还清了买“三叉子”的赊帐,手里买煤炭的钱和造新船都有了,就赶造新船运第二次煤去汉口。


  这回他有了经验,既然把船当木材卖可以收回大部分造船的本钱,就索性省工省料,只要船能把煤载运到汉口就行了,又按装载煤的特点,在“三叉子”底宽肚大的原型上加以改进,造成了第一艘“毛板船”。


  “毛板船”,顾名思义,是用毛糙的木板造成船舶。传统习惯,造船力求坚固,船帮都用整条的杂木,船底用厚实的椆树板子,这类的木材价值都很昂贵,修造也很费工力。改用廉价的松木板,木材成本低,造船的工价也节省了很多;反正到了汉口要卖掉的,所以也不用刨光滑,涂桐油,让它毛毛糙糙,能装运煤炭就行。后来不断改进,整艘船全部用八分厚的松木板拼钉而成,就是名符其实的“毛板船”了。


  杨海龙成功了,十多年间积资数十万,“毛板船”也不断改进,从业的队伍不断壮大,遍布资水沿岸有煤炭资源的各地,采煤业也因此蓬勃发展。


  成型的毛板船最大的载重120吨,最小的载重60吨以上。船长五丈多,宽一丈二尺,吃水四五尺。船体全部用八分厚的松木板拼钉而成,不用一根条木,拆掉后全部当板子卖。所以汉口人叫它毛板子。在使用机轮船以前,毛板船算得是资江上的庞然大物。


  毛板船是新化人的独创,是世界航运史上绝无仅有的专供运煤的“一次性使用”船舶。其规模之宏大,影响之广泛,在当时是无与伦比的。


  杨海龙发了大财,在洋溪买了四百多亩田,以后定居益阳,在益阳买了四十多栋铺,几百亩湖田,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他年逾古稀,捐出益阳的铺面与湖田的一半做为毛板行会基金,举荐陈冬生为负责人,创建了新化毛板公会。从此毛板行业与从业的船工水手有了组织,对行业的发展与员工的福利保障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从运输经营的观点来看,毛板船是最理想最合算的运输工具。


  第一,它本身就是货物,达到汉口后拆板子卖了,得价完全可以再买一艘新的毛板船,这样就无需计入成本。


  第二,它的载运量大,用同样多的员工可以最大限度地运输更多的煤炭。经营者只需付出船工的工资和沿途的伙食费用,其余的赚头都属纯利润,通常能获利三倍。从资金启动到本利收回只要个把月时间,一千元就变成了三千甚至四千,这种生意当然大家争着做,船当然也越大越好。


  船大,载重多,吃水也深,资江滩多,滩中水浅不到三尺,枯水季节根本不能航行载重的大船。这不要紧,春夏之季雨水多,溪河经常涨水,只要水涨高七八尺,就可以放得毛板船了,所以梅山地区河边两岸的人,都习惯地把涨到七八尺以上的河水叫做涨毛板水。一般从二月涨桃花水起,到五月涨龙船水,这段时期有四个月的时间,至少也能涨五到七次毛板水,足够放船之用了。


  要河里涨水才放船,这也是毛板船的特色。


  涨了水,水位提高,便于载重船航行。但涨水时水的流速加快,资江多峡谷,洪水被峡谷所束,奔泻更为湍急,而航道曲折,岩礁错杂,更增加了航行的凶险,能否顺利航行,关键就完全系于舵工的经验与机智了。所以毛板船上的舵工身价很高,一般从新化放船到益阳只要两天至两天半时间,舵工放一趟毛板,工资普遍是银元六十元,红牌舵工八十到一百元,最高时雇到一百二十元。毛板船上雇用一个扳招的(船头前的副舵),八个桨手(叫弟兄也叫搭褙子),桨手们每划一趟益阳只有工资五、六元,扳招的十一、二元,他们九个人;工资合起来还没有舵工师傅一人的多,由此也可以看了舵工在毛板船上的地位。


  过去没有水文标志,新化习惯上把东门外大码头的石级作为标记,一个石级叫一个磴,高五至七寸,通常河水涨上了十一、二个磴就可以放毛板了。可是水势太大也不能放船,船在那样大的水势中很难驾驭,更无法傍岸,所以大码头的水涨到了二十几个磴,毛板船也不能开,这叫水小了不能放,水大子也不能放。


  毛板船体积大,载重多,本来就不大灵便,又要在涨大水的时候放,船被水势所裹挟,稍一偏离主航道会触礁撞岩,风险性特别大,打烂船是常事,做毛板生意的弄不好就血本无归,倾家荡产,所以,不论是当老板或是当船工水手,放毛板船都有很大的冒险性,这也是毛板船的特色,同时也反映出新化蛮子不信邪敢拼敢闯的性格。


  当老板的敢冒险,是因为老板的利润特高,流行的说法是:“十艘毛板中途打烂了七艘,只要有三艘到达汉口就有赚头”。这话并不夸张,真的一河水能放十艘毛板船的大老板,当然是有赚不蚀的,倒霉的是那些资本并不雄厚的中小业主,一次只能放一艘两艘船,第一次船丢了,可能尽其所有加上亲朋的借贷,重整旗鼓再搞第二次,如果第二次仍然倒霉又打烂了船,那就一辈子也爬不起来了。不过做毛板生意赚了钱的还是多数,所以每年新化总有两千艘以上的毛板船放到益阳、汉口(中途沉没的还不计算在内)。以平均每艘毛板载煤100吨计算,每年要输出二十万吨以上的煤炭,以每吨煤炭银元八至十元计算,每年要换回二百多万元的现金或粮食布匹,这在当时是一个了不起数目。


  当毛板船的舵工水手更是冒生命的危险,在阎王爷的鼻子下面抢饭说。不过毛板船的工资高,普通的船工搭褙子,每年只在春夏之交划得五、六次船去益阳,就能赚得当长工两年的工资,下半年还可以干点别的。当舵工的更不用说,放一趟毛板就可得到十多担谷子的工价,一年放五趟毛板,就是一百多担谷子,还不要当粮纳差,比一个中等地主还强。年青人十几二十岁下河拉搭禙,熬得十几二十年就有希望进档拿舵把子当舵工,这就是水手们最高的希望。


  正是因为这样,在没有别的出路的情况下,上毛板船拉搭禙是沿河人家年青子弟最好的出路,不管再担风险,不愁没有人去放毛板。


  沿资江河与它的支流的两岸流行着一首滩歌:


驾船要驾毛板船,骑风破浪走江天。

一声号子山河动,八把神 卷神鞭。

船打滩心人不悔,艄公葬水不怨天。

舍下血肉喂鱼肚,折断骨头再撑船。


  资江河每年都要吞噬成百艘船舶,毛板船全都是用八分厚的松木板子拼钉而成;真像个蛋壳一样,一碰就烂,出事的更多,每一河水都要打烂几十号船。资江七十二滩,最凶险的灵滩、洛滩,河边两岸的小孩都会唱:“灵滩洛滩打烂船。”另外还有两句流传很广的谣歌——“灵滩洛滩的人不种田,一年四季靠翻船”。


  为什么靠翻船?因为这两条滩上翻船沉船最多,船一出事,船里的货物行李漂得满江都是,可以捡“洋捞”,救得起落水的人可以得到一笔酬谢。所以一见有船航向不对头,滩边的小划子就准备出发救人捡财物,这样的小划子灵滩洛滩沿岸有几十只。当然,划子第一是救人,所以尽管船出事的很多,但落水的人只要抱住一支大招或是舵扇就能保住性命,会点水的只要抱住船板能挣扎一段时间,就有划子来救了。


  凡是吃河路饭驾船的人,十个有九个曾经打烂过船落过水,死人的意外也经常发生,但船工们习惯了,认为是命中注定。他们常说:“挖窑的埋了还没死;驾船的死了都没有埋。”就好像歌谣里常唱的:“勇士保妨刀下死,将军难免阵前亡”一样,“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就是放毛板船的人的性格。


  毛板船有四个比较大的码头,头一个在邵阳,主要是装载牛马司生产的焦煤;第二是冷水江的沙塘湾,装载金竹山毛易铺一带的柴煤;第三个是新化县城的宝塔底下,也是船最多的码头;第四个是县城下游十五里处的太洋江,那里是资江最大的支流汇入资江的河口,县城以西几条大溪流都从太洋江流入资江,沿这些溪流两岸新产的煤都由此装上毛板船开出去,包括有汝溪、洋溪、云溪、石溪、广阔的地域。属这几条溪的船叫小河帮,实力可以和沙塘湾、宝塔底下两个码头的船(大河帮)抗衡。实际上宝塔底下的毛板船有很多是属于小河帮老板的,所谓大河帮、小河帮只是个大致的概念,船到了益阳,就不分大河、小河都是毛板帮或宝庆帮的了。(新化历来属宝庆府)


  毛板船上船工的工资高,也吃得好。从新化开船,到达益阳湾船,都要祭龙王爷,用三牲福礼。一只雄鸡,一条鱼、一大块猪肉,祭完就由船工食用,叫祭老爷。祭礼的肉类都只煮个半熟,祭完再加工切片炒煎,鸡鱼的吃法和平常差不多,猪肉都另有风味。经过一番烹煮,猪肉的肥腻基本上到了汤里,加工时切成大块肉片,加上辣椒大蒜,再下锅炒熟,肉质松软,鲜甘而不腻,十分可口。川菜馆有名的回锅肉就是这样烹调的,在新化,因为船上吃得多,也叫“船拐子肉”。猪肉的分量基本上按每人半斤准备,山河行船,舵工水手共计十人,再加上一个“长守”(老板的代理人,掌管所有的经济事务),共计十一个人,祭老爷的猪肉不少于六斤,加上一只两三斤的鸡,三四斤重的鱼,满够吃了。


  船上吃上好的米,不吃剩饭,尽肚子吃,菜肴平常也丰富,那时候牛肉比猪肉便宜,小鱼比大鱼便宜,吃牛肉、小鱼比蔬菜多不了好多钱,有“牛肉鱼崽当小荤”的俗话,毛板老板是大老板,只求船顺利到达汉口,并不计较船工吃多吃少,伙食都由长守记帐,实报实销。不仅船工放开肚皮吃,有点关系搭船去益阳汉口的,船上也不收伙食费。所以凡是那地方从事毛板行业的人比较多的,亲朋戚友搭毛板船去益阳汉口十分方便,只要敢冒点风险就行。


  毛板船行业的繁荣与发展,带动了资江沿岸,主要是梅山地区新化县采煤业与运输业(主要是小驳船与挑运)的发展,随之而兴旺的是沿河的码头市镇。值得特别提出的是汉口的“宝庆码头”,下面是有关“宝庆码头”的情况与传闻轶事。




  “宝庆码头”和毛板船一样,是商埠中很具特色,也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完全具有地方色彩的一个码头。


  第一是占地面积宽,上下一华里,向岸里面纵深半里,包括有宝庆正街、宝庆二街、宝庆三街,和宝庆一巷至九巷,板厂一巷至九巷,二九一十八条巷子,几乎等于过去的一个小县城的全部面积。


  第二,居民几乎全部是宝庆府的人,而新化人则占百分之九十左右,六十年代以前,宝庆码头上只听见一片新化话,进了宝庆码头就如同进了新化的城镇一样。不仅如此,宝庆码头只准许宝庆府的船停泊,外帮的船只在特殊的情况下可以在码头上靠岸,这更是其他码头没有的特殊现象。八十年代人口普查时,武汉市(含武昌、汉阳)共有新化人及后裔九万左右。


  第三,宝庆码头是当时汉口的一段最好的码头,即所谓的黄金地段。它位置在汉水汇入长江的进口处靠里面一里多的地方,当时长江岸边没有现代化的码头,长江风浪大,木船都在里河(汉水)两岸停泊;而靠近当时最繁华的汉正街的码头,更是停靠船舶最理想的所在,所以这段码头是各个帮会垂涎的对象,谁都想占为已有千方百计想夺得码头的控制权。


  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在两百多年的长时间内保存有这个码头,击退所有觊觎码头主权的对手,充满了传奇的故事。


  武汉三镇扼长江中游,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每当改朝换代,定然遭到兵燹之劫,经过多次战火,街市码头多半成为废墟,原有的地界难以找出,所有地契字据也茫然无存。于是,在新的王朝建立,社会秩序安定城市恢复繁荣之后,码头地界的争执,打架打官司就成了普遍现象。


  过去习惯以府州为地方单位,新化属宝庆府,争码头是用宝庆府的人的名义出面的,所以码头叫宝庆码头。新化民风强悍,蛮勇尚义,打架猛勇向前,是宝庆码头的主力,历来在益阳、汉口驰名,外帮的人称为宝古佬,自己自称为宝庆帮或宝帮。其实所谓帮;是指属于某个地区的一帮人,如湘乡人叫湘乡帮,江西人叫江西帮,与青帮、洪帮是截然不同的。


  当时和宝帮争码头的是安徽人,叫微帮,他们会做生意,有的是钱,打架却不是宝帮的对手,打架打不赢,微帮就打官司,贿赂了知府很多金银,想要通过官府把码头判给他们。


  宝帮的人也出钱打点,请官府秉公判案,不过宝帮不想和微帮比钱多,而是讲理。宝帮占的理是;码头现由宝庆帮管,码头上的住户也全是宝帮的人,这是多年的既成事实。至于地界争执,既然以前的地契字据都已散失,应该以谁居住得久谁就应占有这部分地界。


  根据现在宝庆码头占有这么宽的面积来看,宝庆码头是逐步拓宽的,很可能在兵乱之后,多占了一些地段,安徽帮告状也不无原因,但既然没有字据,即使多给官府送钱,官府也不能公然袒护。官司打来打去,难以定案。


  正在这时候,十麻子到了汉口(十麻子,姓肖,新化桃林人,十麻子叫出了名,眨一下眼皮就来了妙计,宝帮的人当然请他想办法打赢这场官司。十麻子笑道:“这还不容易,在码头四周埋些界碑,官府审案时,叫他们出来验看,地界就不用争了嘛。”宝帮的首士们说;埋界碑不是没想过,不过新打刻的界碑,挖出来一看就知道,做不得凭证。十麻子道:“这个容易,你们只管请石匠多打些界碑就行了,我有办法。”


  界碑打好后,十麻子叫管事的人把界碑在尿桶里浸一下,边缘四周捶打出一些凹缺,然后埋在码头的地界下,事情办妥,十麻子又到各地漫游去了。


  过了几个月,武昌调来了一个新知府,这知府是满族人,没读过几天书,极其贪财。微帮忙送上一大笔金银,请求把码头断给他们。知府收了贿赂,就开审断案。


  审案时,双方各执一词,互相辩论。不必细说。知府本想压制宝帮把码头判给微帮算了。宝帮出庭的人说,现在地契字据是找不到了,不过我们在这地方住了几百年,以前老辈肯定是埋得有界碑,要是认真去找时,一定可以挖得出。


  这样一提,知府只好派差役去挖界碑,暂时休庭,等挖到界碑再升堂审案。


  差役走到宝庆码头,在几个老头的指点下,试挖了几处,果然挖出了界碑,抬回府衙,大家一看,见苔藓斑斑,果然是几十百把年前埋下的样子。知府这下可犯难了,有界碑为证,码头照理只能判归宝庆帮,可是微州帮送了那么多金银,又怎么交代?只好找师爷们商量如何处置。有个师爷在知府耳边嘀咕了几句。知府喜逐颜开,连声说好,就吩咐衙役照办。


  第二开继续升堂,叫差役呈上界碑,问微州帮的代表有何话说:微州帮的两个代表叫屈道:“码头本是微州帮的,宝庆帮来了之后,把老界碑移埋在现在的地方,这种情况很多,请青天大老爷明察,千万不能听他们一面之辞。”


  这本是强词夺理,可是知府收了他们的贿赂,不好就这样驳斥他们把码头判给宝庆帮,故意说微州帮说的也有道理。宝帮的代表当然不服,说界碑既然是真的,又是经官府的人当众挖出,事实具在,明明码头历来就属宝庆帮,微州帮故意狡辩,显系无理取闹,目无王法,请大老爷作主。


  微州帮的代表辩说不过宝帮,就指天发誓,说天理良心,神明鉴察。他们确实是那一带码头的原主,只是宝庆帮恃强把码头占了,做了手脚,他们奈何不得,还请大老爷明断。


  知府笑道:“你们这样争来争去也没有个结果。既然微州帮提出有神明鉴察,这案子也只有这样断了。”说毕:“来人啦!把炉子抬上来。”


  众人不知知府葫芦里卖什么药,正猜疑间,差役们抬上一盆炽热的炭火,炭火上摆着一双铁鞋,那铁鞋烧得通红发亮,热气蒸人,公堂上的人尽皆愕然。


  知府开言道:“大家都看见了,这里有一双铁鞋,本府就用这双铁鞋断案。既然双方争执不下,就只有凭神明示下了。有理的一方,神明必然保佑,穿上这双铁鞋也没事;没理的也瞒不过神明,这双铁鞋就穿不得。本府宣布,谁能穿上这双铁鞋走三步,码头就是谁的,若是不敢穿,就不许再啰皂生事,否则严惩不贷!”


  这本是知府和师爷定下的糊弄人的把戏,既然不好按理把码头判给宝庆帮,把这双烧红的铁鞋抬出来一亮,如若双方都不敢穿,官司就可以借此摆下来,暂不结案。宝庆帮占着码头不动,意见不大,徽州帮尽管送了金银,却也怪不得知府,无话可说。


  结果,徽州帮的代表当然不敢穿,宝庆帮的一个姓张的老头,却毅然上前,穿上铁鞋,硬是当当当走了三步,然后晕死在地。


  当场的人都被这惨然的景象惊吓了,对这个老人十分崇敬,知府只好当堂宣判,把码头判给宝庆帮,官司就这样打赢了。


  这位穿鞋的老人是新化白溪人,船工出身,为了家乡人的集体利益,勇敢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后来宝庆码头上给他建了个小庙,叫张公祠,解放前还在,不过年代久远,张公的名字在为没有文字记载,也没人能记得了,但张公却永远活在宝帮人的心里。


  毛板船和宝庆码头,都是特定历史环境中所产生的特殊事物。二者对新化都曾起过重大的影响和作用,二者也同样由于时代的发展而成为历史的陈迹。


宝庆码头,位于武汉三镇内,历史上共有四处:汉口宝庆码头是综合停船处,也是中心码头;汉阳月湖堤宝庆码头是停毛板船和拆毁毛板船的地方;汉阳鹦鹉洲和武昌白沙洲宝庆码头是停泊竹、木排的地方。其中月湖堤和白沙洲较为偏僻,影响力小;鹦鹉洲宝庆码头上的居民是宝庆人与安(化)益(阳)帮居民混居,而且这三处是随汉口宝庆码头之后而发展起来的;汉口宝庆码头为四处中最大,且大多居民是新化人,新化人习惯上所指的宝庆码头就是汉口宝庆码头。本文也是如此。   宝庆,是邵阳地区在明清时期的历史称谓。清朝嘉庆年间,湖南宝庆府下辖邵阳、武冈、新化、新宁、城步5州县,这些地方皆盛产杉木、煤炭、土纸和笋子等土特产。汉口“九省通衢”,水陆交通发达,是理想的商品流通的大市场,于是一些新化人以杉木造船,然后载上一船煤炭、锡矿、铜矿、竹子、纸张、茶叶之类顺水来到武汉,在汉江边找到了一个避风港。由于回程乃逆水行舟,因而跑汉口的船就设计只用一次,连货带船一起卖,于是出现了资江上唯一使用过的运输船只——毛板船。船上的水手,大多留在汉口做了码头挑夫。久而久之,赚了钱的或出苦力的就在集家咀一带或盖房或搭棚子居住,并在附近建立了专用码头。因当时新化县隶属宝庆府,习惯上以府州为地方单位,建码头和争码头都是用宝庆府的名义出面的,所以就叫宝庆码头。 (曾经的宝庆码头图片,来源于网络)   一、汉口的发展及宝庆码头的形成   汉口,其实作为武汉三镇之一,兴起的时间较晚,明洪武(1368-1398)间还是“未有人住”的芦洲,天顺年间(1457-1464)始有居民。成化年间(1465-1487)汉水改道,汉水由以前的多口入江变成一口入江,由此,武汉由武昌、汉阳双城夹江一变而为武昌、汉阳、汉口三城鼎立。汉口因汉水入江口水势平缓,深度适宜,且水面宽广,成为天然的避风良港。崇祯年间(1628-1644)汉口筑长堤后,既防水患而利于聚居,又可避风浪而适于泊船,故逐渐形成码头重镇,商贸日盛,在清康乾之世(1662-1796),已是“天下四聚”之一。   汉水最早的码头是建于乾隆元年(1736)的天宝巷码头,此后,沿汉水北岸自上而下逐年有所修建,到同治七年(1868),已建立码头35个。从小硚口到集家咀,地势平坦,江汉汇流,船只可以停港避风,水陆交通方便,因此工商业云集:长堤街、汉正街一带药材、布匹等行业星罗棋布,汉口城区的粮行商号、堆栈客房鳞次栉比……至于临长江码头的发展是鸦片战争以后的事。   汉口因商业而兴盛,外来人口构成了市民社会的主体,“茶庵直上通硚口,后市前街屋似鳞。此地从来无土著,九分商贾一分民”,“瓦屋竹楼千万户,本乡人少异乡多”,十分形象地展示了汉口外来人口高密度集结的社区特点。据统计,“在十九世纪这一时期中,外来户约增至占总户口的70-80%,而堪称汉阳本籍在汉口营业的土著户则不过20-30%左右”。居住在汉口的人可分为五类:(1)汉口或汉阳的土著居民;(2)来自武昌及周边地区的人;(3)来自汉口“城市化边缘地区的人”;(4)来自湖北中南部其他商业城市的人;(5)湖南人。汉口的湖南人大多来自湘江流域和资江流域,其中的大部分又来自湘江沿岸的贸易城市长沙、湘潭和资江沿岸的宝庆。当时宝庆府出产的煤、木材、烟叶、锑锭、纸张、玉兰片、茶叶、石灰大量倾销汉口,众多民船川流不息地来往于宝庆各地与汉口之间。民船上一般设有长守,是船商委托的总管,总揽一切,到汉口后返回家乡。而舵师、水手因是临时雇用,船到汉口大多另谋职业,成为码头工人等社会下层职业群体。起初他们多单身在汉口搭建竹棚安身,至年关又回乡,具有很强的流动性。后来在汉定居的渐渐多起来,家眷也随之来汉谋生。解放前各个劳动行当中地缘关系均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码头业也不例外,在工头取得码头搬运权后大都喜欢在自己家乡招募工人。宝庆码头一样具有“同乡聚居”的特点。   汉口宝庆码头原是一块不毛之地,称迴水湾,是船民公用放帆之处,随着汉口商业的繁荣,宝庆(主要是新化)一带的民船渐渐来此停泊,并逐渐建立了自己的专用码头。宝庆会馆的建立显示着宝庆人在汉口码头已站稳了脚跟。会馆最基本的特征在于它的同乡籍性和基层社会的自我管理组织性。其主要功能就在于为同乡籍的流移者提供服务,实施管理。会馆是通过“答神庥、笃乡谊、萃善举”等手段来发挥内部整合功能的。会馆把神明崇拜放在首位,是因为会馆神灵成为人们“联其情而洽其意”的联系纽带。在神灵崇拜的旗帜下,才有了会馆的合乐、义举、公约等整合途径。这样,梅山地区的宗教也传入汉口宝庆码头。地处汉口低洼地带、类似棚户区的宝庆码头多遭水灾火灾的袭击,于是,从梅山迁来的正一教道士们的主要醮仪也与此相关,另外,宝庆码头大宗商品是煤炭,每当运煤船靠岸后,都要请道士打醮,即清火醮。因而在会馆支持下的码头宗教活动相当频繁,就如当时的新化县城一样。 今日宝庆码头及江边水上人家   二、打码头   道光年间(1848),新化籍商人何元崙主持在汉口镇汉正街南侧、汉水岸边修建了五层楼的宝庆同乡会馆。会馆由帮众共同出资创建,主体建筑前后三进,设有议事大厅、办公楼及学校,是当年汉口最气派和豪华的商帮会馆之一。会馆成立后,由历届会首(会长)组织经营,救济同乡,还在民国初年兴办了宝庆小学,并参与资助湖南会馆开办旅鄂湖南中学。1892年,宝庆会馆为纪念死于码头争夺的彭澧泉等两人修建彭公祠,每年清明都祭祠扫墓,放鞭炮、玩龙灯,非常热闹。彭公祠毁于抗战,故址在公坪巷25号。1953年宝庆会馆因属危房而被拆除(故址在板厂二巷)。   会馆是宝庆帮的管理机构,也是历次打码头的组织者。首任会首是何元侖,他死后由他的三弟,人称何老三的当会首,其后会长依次为何征辉、龚希平、邹永延、艾菊庭、邹佛愚、刘汉光、刘国馨、邹光表等人。会长由绅士选举产生,会馆请有庶务一人,管总务;管账一人,管财务;文牍一人,管合同契约、往来函件等。会馆统管“应山会”、“甲班公会”、“乙班公会”、 “丙班公会”等,还有青红帮等码头帮会。   “应山会”管会馆的收支。收入主要有会馆房产出租的租金,以及码头卸货的过磅费、码头管理费等。附设同乡互助会,集资入会,五块大洋为一会,负责同乡间的互助借贷,每年清明聚餐一次。会馆的收入包括办公费、招待费;资助缺少路费的过境同乡;办学;救贫救孤;安葬鳏寡孤独和路死街头者;节庆活动。争码头的开支大,是临时由会馆募捐的,不够时也由“应山会”开支。   “甲班公会”,负责各栈行装卸,所以甲班工人赚钱多。加入公会,叫买条扁担,要交一百块大洋。进了甲班的人,就有钱吃鱼吃肉,打牌赌博;不赌的人,就是小康之家。   “乙班公会”,负责装卸红张等,赚钱比甲班少些。加入公会,要交五十块大洋买扁担。   “丙班公会”,负责装卸煤炭等脏活,赚钱也少。加入公会,不但不收扁担钱,公会还招待三天伙食。丙班工人挑煤一担可得六十文(六个铜板),当时流传一个顺口溜,叫“二米、三酒、六肉、十满足”,讲的是丙班工人一天挑二担煤的钱可以购买一升米,挑三担煤就有多的钱买一壶酒,挑六担煤就有钱买半斤肉,挑十担煤基本上就够一家人的基本生活费了。   三班工人经常因为争活路和外帮工人打架,会馆一般不直接出面,甲、乙两班的买扁担费都用作打架时的经费,丙班工人打架靠的是人多势众。如遇外帮争码头械斗,则是全帮人众齐上阵。   当时宝庆府下各县经各码头运到汉口销售的大宗物资,以抗战爆发前夕的1937年为例,成交金额分别达到:煤炭一百二十万银元、木材八十万银元、纸张六十万银元、茶叶二十五万银元。时有歌谣称颂新化人:“头顶太阳,眼眸邵阳,脚踏益阳,身落汉阳,尾摆长江掀巨浪,手摇桨桩游四方”。 湖南人素以“霸蛮”著称,凡事不服输,不信邪,做事不屈不挠。在湘帮中,宝庆商人尤以“霸蛮”著称,很具代表性,当年“湘商”霸蛮精神就是新化人在武汉打出来的。彼时有这样一句民谣,“天上的九头鸟,地上的湖北佬,十个湖北佬,抵不过一个宝古佬”。可见晚清时期宝庆商人名气之大。新化民风强悍,蛮勇尚义,打架猛勇向前,是各宝庆码头的主力,历来在益阳、汉口驰名,外帮人称为宝古佬,自己自称为宝庆帮或宝帮。当时,由各地来到汉口的船只,都以同乡、同行等关系结成帮派,如从汉江口至永宁巷相继有渔船帮、黄州帮、荆州帮、江宁帮、徽州帮、宝庆帮等。这种帮与后来的青帮、洪帮还是截然不同的。 宝庆码头入口   武汉三镇扼长江中游,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襄河(即汉水下游)一带河湾多,能避风浪,又近最繁华的汉正街,是民船装卸货物、停留靠岸的好地方,而宝庆码头地处汉水汇入长江口一箭远的地方,是一段黄金码头,这样觊觎者极多,“文打官司武打架”就成了普遍现象。而对码头的争夺就是对市场的争夺,也是那些商人、船民、脚夫对生存权力的争夺。汉口历史上为争夺码头,不但多次发生械斗,各方还以重金交通官府,乃至搬请本地在朝大员出面,演出了一幕幕打码头的活剧。清嘉庆初年,宝庆人占据龟山头斜对面回水湾码头。由于宝庆帮船只路远,往返时间长,当初又没留专人看守,宝庆码头开辟后不久,徽帮便乘宝庆帮返船之机占了码头,由此引发了两帮长达百年的码头争夺战,其中大战三次。   到了嘉庆中叶,宝庆帮与徽帮因争码头发生第一次激战。新化商人何元侖献计,运动新化籍侍读学士刘光南出面干预,恰巧刘光南乘船上京,路过汉口时徽帮阻其船只靠岸。刘光南大怒,便通过自己的权势,多方打点,最后以射三箭的方式,划定了宝庆码头上下游和内陆的界限,并亲书界牌,指定何元侖等人看守码头,将界内的非宝庆船只船民统统赶走。  徽帮退出码头,并不甘心,其中的富商联络一批襄阳来的白莲教船民,组织襄徽联盟,想以武力夺回码头,经几次械斗,也没能成功。咸丰六年(1856年),湘军将领刘长佑将曾国荃请到宝庆码头,给宝庆帮壮声势,受到何元侖的盛情款待,后称为“丙辰盛会”。丙辰盛会后,七十多岁的何元侖气势大壮,操练人马,准备随时找徽帮寻衅。徽帮不甘势弱,也暗中教习武功,率先袭击宝庆帮。此战最终以徽帮败退告终,宝庆帮趁机扩大地盘,横扫江岸,将上至大水巷,下至沈家庙,内至广福巷的区域全部划归宝庆帮,最终建成宝庆街等“四街十八巷”的现状。   1889年,徽帮依仗安徽人李鸿章等人在朝为官,到衙门同宝庆帮打官司。当时的汉阳知府程庆煌是下江人,又得了徽帮一千两银子,便偏向徽帮,派人到宝庆码头拆房子,准备先拆房后赶人。宝庆帮集合人众,痛打了拆房的官差。程以宝庆帮目无王法,胆敢殴打公差,要重处宝庆帮。宝庆帮里有个叫彭澧泉的,献计到布政使蒯德标处反告程庆煌受贿,又四处扬言要进京告御状。蒯德标因此要程庆煌慎重审理。程不敢再有偏袒,想出一个极残忍的手段来判定码头的归属。他找到一双练武用的铁靴烧红,声称只要哪一帮中有人能穿上红铁靴走上三步,码头即归该帮。宝庆帮中有个姓张的理发匠自告奋勇,穿上铁靴走了五步后倒地,程只得将码头判给了宝庆帮。这位穿鞋的老人是新化白溪人,姓张,船工出身,当时是理发匠,为了家乡人的集体利益,勇敢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但程庆煌又宣布,宝庆帮殴打官差一事,用彭澧泉收押顶罪。后来彭死在了狱中。宝庆帮的人为纪念那个张理发匠和彭澧泉,特意修了一个彭(张)公祠纪念他们。   历史在继续。抗战胜利之后,宝庆码头一度成为招商局和民生轮船公司的停泊码头,各省籍商帮民船也相继来此停泊,宝庆帮自家的船舶反倒难以靠岸了。眼见百余年的老地盘遭“侵占”,新化人沉不住气了,他们仿效前辈何元侖,备下厚礼,登门拜访奉命驻扎在武汉的国民党73军55师师长梁子禄和副师长周先仁,梁和周皆是新化人。历史剧再次重演。梁师长下令调来机枪连,在宝庆码头周边架上轻重机枪,虎视眈眈,外省籍船只见状,只好赶紧驶离,但轮船招商局因属国民政府官办,并不买账。梁、周又派兵抓走船上的大副和轮机长,扬言枪毙,这样招商局的船才开走。   其实,打码头现象岂止发生在汉口宝庆码头,汉阳鹦鹉洲宝庆码头的争夺战也一样惊心动魄。“鹦鹉洲,日晒黄金夜不收。”这句民谣道出了昔日汉阳鹦鹉洲木排市场的繁荣。早前,垄断武汉木业的主要是江西帮和黄帮(由迁居鄂东黄州的江西籍商人组成)。湖南木材商人于19世纪初才陆续踏足武汉。至太平天国运动期间及之后,湖南帮乘湘军之势而起,通过省内的湘、资、沅、澧四水,将木材运至汉口及汉阳鹦鹉洲,供各地商家选购。湖南帮实力鼎盛时期,号称“五府十八帮”。“五府”即长沙、常德、衡州(今衡阳)、宝庆和辰州(今怀化市沅陵县)五个主要木材产地,“十八帮”则为各府内再按地域划分的小组织,比如宝庆府商人又分大河帮、小河帮,前者以邵阳人为主,后者以新化人为主。   太平天国运动后期,湘军从太平军中手中夺回武汉三镇后,计划建立和训练一支强有力的水师,他们需要就地采购大量的木材。不久,清廷废除实施多年的禁海令,刺激了航海帆船的大规模生产,湘军集团领袖发起的洋务运动,又让国内的矿山开发和近代工业得以迅速起步,对木材的需求空前强烈。宝庆帮等湖南“五府”木材商人,近水楼台先得月,就在鹦鹉洲木材交易市场大展拳脚。这样,鹦鹉洲宝庆码头上打码头的故事也演绎起来。   这里的最初冲突发生在宝庆帮与“江西帮和黄帮”之间展开,很快,江西帮和黄帮失势,再也未能卷土重来。然后,湖南木商(宝庆商人亦为主力)与武汉本土木商帮为争夺汉阳鹦鹉洲竹木市场,积怨与冲突又绵延几十年,但湖南帮始终占据绝对优势。后来,鹦鹉洲上人烟日益稠密,居民逾万,三分之二是湖南人,其中尤以宝庆人最多。为保身家财产安全,“五府十八帮”共同捐资,在鹦鹉洲的洲脊上修建了著名的鹦鹉堤,又先后修建湖南各帮会馆28座之多,自鹦鹉洲尾桂阳宫起,到抵近老关的上宝会馆止,如宝庆会馆、四溪公所、清埠宾馆、同利会馆、二都宾馆、马埠公所、长衡会馆、永顺公所、西湖五属靖帮公所、辰州会馆、益阳宾馆、上益宾馆、桃埠公所、二里会馆、敷溪会馆、常德会馆等。武汉人因此称鹦鹉洲为“小湖南”。汉阳鹦鹉洲宝庆码头和及竹木市场也就一直牢牢掌握在以宝庆人为主的湖南帮手中。   因争而抢,打码头之事在一百多年中数不胜数,直到1949年武汉解放,打码头的历史才结束。   三、宝庆码头盛况   在近代历史上,武汉经济发展曾写下了辉煌的一笔,在全国经济发展中曾处于领先地位,尤其是张之洞主政湖北期间,先后创办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大冶铁矿、湖北织布局、汉阳铁厂机器厂、汉阳铁厂钢轨厂、湖北缫丝局、湖北纺纱局、湖北制麻局等近代企业,占同期全国新建官办与官商合办企业的24%,为全国之冠。同时,张之洞倡办实业,亦促进了民办企业的发展。据统计,至1911年,武汉有较大型的官办、民办企业28家,资本额达1724万元,在全国各大城市中居第二位。此外,宋炜臣的汉口燮昌火柴厂位居全国第一。在武汉的现代工业发展的同时,传统商业优势进一步发挥,并由内贸型的商业重镇一跃而为国内屈指可数的国际贸易商埠。1904年,汉口的直接贸易和间接贸易最高数字突破了1亿两白银大关。以致有人声称:“汉口商务在光绪三十一二年间,其茂盛较之京沪犹驾而上之”。工业的欣欣向荣,促进了贸易的飞速发展;武汉贸易的繁荣,自然离不开湖南各州县的参与;宝庆府属各县充分利用了当时内河航运发达的优势,纷纷在武汉抢占市场,建立了多处宝庆码头;而新化人捷足先登,最早占据汉口宝庆码头这个黄金地段并将其不断扩展壮大。   汉口宝庆码头其实是由二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河边码头。当时在汉口沿河大道30余个码头中,宝庆码头是鼎鼎有名的。那时,汉口的老码头以功能来划分,有石码头、煤码头、菜码头、鱼码头、粮食码头、水果码头等,甚至还有粪码头——专门为乡村输送肥料。各个码头被行帮及封建把头占领,如集家嘴下码头,主要起运煤炭、石灰,头佬是李大汉;流通巷主要起运食油和皮油,头佬有刘文雄等“八大罗汉”;沈家庙主要起运药材和酒坛,头佬是胡玉清;大水巷码头起运棉花,头佬是杨花子。码头之间,搬扛货物、起坡下坡,不得有一点超越,否则就会酿成流血械斗。所谓“打码头”“抢码头”指的就是争夺河边码头。宝庆码头距离汉水的注江口——集家咀只有一箭之遥,那时汉水两岸都是土埂堤,堤外一带还是大片荒滩,几间租屋。早期,新化人就用从家乡带来的干笋、香、纸等土特产摆地摊,做些小本生意。由于他们吃苦耐劳,节衣缩食,生活逐渐宽裕,比之湖南老家,自有天壤之别。以后,小舟相继来来往往,大量的新化人陆续来到汉口,做着小本经营,而青壮年劳动力就在码头上做挑煤炭、扛码头的工作,靠卖苦力生活。春去夏来,周而复始,到1935年间,新化来汉人口已达数千户,这些人除大部分生活在“宝庆街”外,少部分人就生活在码头边停靠的船坞,形成“水上人家”;此外,还有部分人就靠堤边的荒滩上,以竹壁草顶盖屋而栖,间间小屋,既遮风避雨,又可经营小本生意,白天挑煤扛货,晚上卖烧腊酒菜,形成“江内舟为市,傍岸芦起棚”的景观。抗战爆发后,宝庆码头多数船只征作军用,一部分船民迁回湖南,码头逐渐衰落。以后,这里成为长航拖轮公司的宝庆维修点。再后来,随着铁路公路的兴起,内河航运衰落,宝庆码头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这里曾成为向外转运城区垃圾、特殊气味的肥料〈主要是粪便〉的专用码头,一度之间,这里又叫“渣滓码头”。现在,这里已失去了码头功能,基本废弃,除了还有几艘船坞组成的“水上人家”摆在那里,似乎在诉说着曾经的繁荣。 至今停靠在汉江上的“水上人家”   第二部分是指紧接码头的住宅区,即宝庆街,包括汉正街的板厂、宝庆、永宁三个社区,从河岸向陆地纵深半里,上下一华里,包括宝庆正街、宝庆二街、宝庆三街,永宁街,和宝庆一巷至九巷,板厂一巷至九巷,二九一十八条巷子,在解放前统一叫“宝庆码头”。这里的常住人口中,大部分都是祖籍湖南,其中大多是新化人。新化人迁来武汉后,他们陆续地从码头向陆地延伸,靠岸卖煤,拆船板盖房,或者贩卖木板,或者开板厂行……由于这里临近码头,商贾贸易逐渐发展起来,以前比较出名的大铺面有福兴隆、义发祥、华昌等杂货店,有昆记、六安钱、华昌祥等煤厂,有太和泰、恒寿堂、同济堂等药店。这里逐渐成为汉口镇人口集中、市场繁荣的地方。一直到上世纪50年代,宝庆码头大多是木板房,人口非常密集,巷道纵横交错,外人走进来,就像进了“八卦阵”,不经意间就会迷路。1958年和1959年的两场大火烧掉了大半房子,重建之后的路才稍显开阔。 正在拆迁的宝庆正街(部分)   宝庆码头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特殊产物。以前,宝庆码头上有上万户住户,百分之八十至九十都是新化人,到了宝庆码头,到处听到的都是新化话,就像到了新化县城一样。不仅如此,宝庆码头只准许宝庆府的船停泊,外帮的船只在特殊的情况下才可在码头上靠岸,这更是其他码头没有的特殊现象。因此,宝庆码头曾被称为新化的一块“飞地”。 到抗战爆发,宝庆帮人口已达5万,而当时新化县城才3万人,宝庆码头人口和地盘皆超出新化县城,因此称宝庆码头为“新化第一县城”。(八十年代人口普查时,武汉市包括武昌、汉口、汉阳三地,共有新化人及后裔九万左右。)   直到2013年,汉口“宝庆码头”的居民区还依旧繁华,走在街巷中,人们听到的还是浓浓的新化口音,宝庆三街的菜场里,新化风味的白辣椒、腊肉和猪血丸子还是卖得很俏。但从2014年开始,这里成了武汉的重点拆建区:房屋已经拆得七零八落;里面居民正陆续地被动员搬迁至郊区居住;原来纵向的四街一十八条巷子将彻底改变,甚至连“宝庆码头”的名字都不再使用……根据规划,宝庆码头这一带今后将建成别样的寺庙文化区。   宝庆码头演绎的是新化人文争与武斗的历史,也是昔日新化人敢为人先豪气冲天的历史见证。但今天,“宝庆码头”将彻底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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