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登新化大熊山

特咪君 2017-11-13 77浏览 0评论

帝登新化大熊山


昔黄帝南巡,被一只大熊导引来此,因命名为熊山。忆昔读太史公的《史记》,在《五帝本纪》中又确有“黄帝……南至于江,登熊湘”的记载,证实并非如有些民间传说之为耳食之言。


熊湘,倘若作为地名而论,因为湘是楚祖鬻熊及其后人熊绎受封之地,因此成为今湖南的别称,在历代诗文中屡见。清人蒋骥在《山带阁注楚辞》中且谓屈原作《怀沙》之“沙”即长沙,乃诗人欲“归死先王故居,则亦首丘之意,所以惓惓有怀也“。但后世注家皆认为太史公于此处是指山名,然而对是指熊、湘两山抑或是指熊山在湘却无定说。对于后者,倘若从太史公作为文学家行文多排比讲求气韵来说,也是有可能的,如此句的上句为“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历代注家便皆考证为是指今甘肃平凉的同一座山,两相重复。而熊山何处?却历来众说纷纭,颇令读者迷惘。


所谓众说,其实也不多,主要是指历代几位最有名的注家对这句话的注释。其中有南朝宋中郎外兵曹参军裴骃在《集解》中称:“《封禅书》曰‘南伐至于召陵,登熊山。’《地理志》曰:湘山在长沙益阳县。”在这里,他只提到“湘山在长沙益阳县”,可作两种解释:一是他将熊湘视为湘之一山,实际是指熊山;二是他将熊、湘分为两山,但既前引《封禅书》曰“登熊山”,为什么熊山在何处却不曾提及而仅注湘山?且另一湘山并不在益阳,就在同一部《史记》中已经有很明确的记载他难道不知?所以他在此所注的湘山应该仍然是指熊山,只是不知其文字何以迷离若此?


另一注者唐诸王侍读率府长史张守节在《正义》中则称:“《括地志》云:熊耳山在商洛县西四十里,齐恒公登之以望江汉也。湘山一名编山,在岳州巴陵县南十八里也。”与前述那位比他早数百年的裴骃说法相承又相左。一是将熊、湘明确地分为两山,并说熊山就是《封禅书》载齐恒公所登的熊耳山,但又言此山在今陕西的商洛地区,不仅与裴说的今湖南益阳相距遥远,而且与“湘”无关。这么一来,黄帝就不是“南至于江”而是西入秦川了。二是按他将熊、湘分为两山来解释,称湘山在巴陵,也就是今湖南岳阳洞庭湖中的君山自然是对的,这在同一部《史记》的《秦始皇本纪》中就有:“始皇二十八年,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风,几不得渡。上问博士曰:湘君何神?博士对曰:闻之尧女舜之妻,而葬此。于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皆伐湘山树,赭其山。”问题是熊、湘两山又为何如此不相瓜葛,仅只有湘山是““南至于江”?对此,唐国子监博士司马贞在《索隐》中的解释又完全不同。他说:“案:《荆州记》耒阳、益阳二县东北有熊耳,东西各一峰,状如熊耳,因以为名。齐垣公并登之。或示弘农熊耳,下云‘望江汉’,知非也。”他在这里所注的不是黄帝的“登熊湘”,但与裴骃注所引之《封禅书》实为一地,明白地说熊山在古荆州所属之耒阳、益阳二县,与今河南所属之熊耳无关,与裴骃所述的湘山殊途同归,只是在益阳之前一为长沙郡名一为耒阳县名而已。


由此,我们必须弄清楚两个问题,一是毋论太史公所说的“登熊湘”是一座山还是两座山,皆是“南至于江”。江,在古代专指长江,与古代之河专指黄河一样,这在《书·禹贡》中已说得明明白白,历为世所公认。而同名甚多的熊耳山虽在河南、陕西亦有,但长江并不流经,完全风马牛不相及。至于“南至于江”所“登熊湘”之湘,自然是在今湖南境内,以湘水流经境内而得名,同样没有任何疑问。屈原《九歌》中便有《湘君》《湘夫人》篇,今洞庭湖中的君山本名湘山,以“是山,湘君之所游处,故曰君山矣”(《水经注·地理志》)。二是司马贞《索隐》中所说的耒阳与益阳皆为西汉所置县,在前后《汉书·地理志》中,前者属桂阳郡,后者属长沙郡(国)。地理位置则前者属湘南,后者属湘中偏北,二者相距遥远而且并不毗邻,不可能在二县之东北连同有一座山“东西各一峰,状如熊耳”,唯一有的是在今湖南新化昔有一座熊山因其高大今称大熊山,在北宋熙宁五年(1072)未置县前一直为益阳属地,主峰比南岳衡山还高332公尺,是湘中第一高峰。


过去读书人为《史记》作注,多只是坐在书斋里翻书,足不出户,没有地理概念,望地名中某一个字便加臆测,穿凿附会屡见不鲜,以致后人便不断纠正前人之误。就熊山来说,最有说服力的是南宋理宗时祝穆所著的一部很有名的地理总志《方舆胜览》。他的曾祖即朱熹的外祖父,他自已便曾受业于朱熹,著述等身而且精研地理,此书又经其子宝祐四年进士、涵江书院山长祝洙的补订,在成书时,自然注意到之前《史记》各注家的注释并对此详加考证。他在卷二十六《宝庆府·邵阳、新化》条中写道:“山川:熊山,昔黄帝登熊山,意其此也。”可算是为上述诸家之说打上一个明确的句号。宝庆府治即汉时所置的昭陵县,三国吴置昭陵郡,晋改郡县俱称邵陵,西晋改称邵阳,南宋宝庆元年改称宝庆府,民国时废府,解放后设有邵阳专区,一直到1977年前,新化县皆为其所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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